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台湾学者王财贵在大陆宣讲并建立起一套名为“老实大量读经”的“理论体系”，自言以培养圣贤为目的，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。而此时，正是国学热兴起，“读经运动”在中国勃兴之时，王财贵的理论获得大量信众支持。十年前，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，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，进入读经学堂求学。如今，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。19岁的郑惟生在背完20多万字的经书后意识到，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之东流；20岁的江苏姑娘李淑敏在大学旁听时，被突然的震撼所包裹，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美。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：现在回过头去看，对孩子来说，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。
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读经，一字不漏背出30万字经书，就可进入读经的“最高学府”，从教育学角度看，这样的读经把灌输教育推到极致，学生根本不用思考，只管死记，但却因打着“反教育体制”的旗号，并宣称传承传统文化、振兴国学而受到一些家庭追捧，与此同时，地方教育部门对一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读经也睁只眼闭只眼，这说明，教育常识的匮乏，导致家庭和地方教育部门失去基本的识别能力，也让读经教育大行其道，变为低门槛的“生意经”，而被送去读经的孩子则成为牺牲品。
据报道，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，编者明言：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，而是复读机，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开关按钮的人。这是多么可怕的复读机式教育，这不是把学生变为复读机吗？如果放在体制内的学校，学校老师上课就按复读机，要求学生跟着复读机读书，这早已令家长不满，会引发抗议，但换成在读经学堂读经，有的家长却认为这是对孩子好的教育，这令人匪夷所思，但却是缺乏理性思维的必然。当前，在我国一些家长中，存在两种片面、极端观念，其一，只要是体制外的探索，都是好的，至少比接受体制内教育勇敢；其二，只要是宣称进行国学教育，不管举办者是否有资质，教育教学是否符合教育规律，都会被一些人叫好，质疑这类教育者，就会被视为反对传统文化，是“文化汉奸”。
事实上，号称进行体制外探索，强迫学生死记硬背的读经教育，却干着比“体制内教育”更极端的事，只是把学生记忆的内容，从语文、数学等科目，改为“经典国学”而已，更可怕的是，由于对体制内教育的不满，加之读经倡导者把读经和传承传统文化，复兴国学联系起来，让一些家长丧失理智，以为如此读经是伟大的教育实验，以为找到了理想教育模式。
现代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、自由思想的合格社会公民，判断一个教育模式好不好，不是看其口号有多宏达，也不能简单看其选择的教育内容是传统还是现代，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，而要看其具体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，是不是服务于培养具有独立人格、自由思想的合格社会公民的目标，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，无论是传统的教育内容，还是现代的教育内容，都是可以用来教育学生的，不存在互相排斥的问题；同样，不管是来自西方的教育内容，还是来自国内的教育内容，只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，健康的审美情趣，就都可以选用。
读经教育的问题在于，首先，很多读经学堂，是把复兴国学、传统文化作为办学的口号，这迎合的是一些家长不理性的心态。这就如对于高考改革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舆论呼吁要提高语文分值，把提高分值部分用于考察国学教育，同时降低英语分值，大家简单地认为，只要提高语文分值，加重国学教育比重，就能解决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，但其实，传统文化教育，不是提高语文分值，增加国学教育那么简单，我国语文教育和其他学科教育一样，都是应试教育，学生关注的是学习成绩，而非培养能力和素质，不改变应试教育模式，就是高考只考国学，就能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，就能振兴国学吗？
其次，读经学堂和各种利益掺杂，参与实验的家长也成为利益的一环，通过传销方式，让更多家长和学生深陷其中，经营读经学堂的家长，不可能说读经教育不好，而是即便孩子出现各种问题，也一条路走到黑，且由于学生一直只有死记硬背经书，而难以在实验失败后，回到体制内教育中来。而好的教育，是给学生提供适合自己的多元选择，各选择之间是可以交流、互通的。
现在很多读经教育是家长和读经学校的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不去关注孩子，不去看一看孩子真实的反应，脱离了学情，一旦脱离学情，任何教育都会出现问题。对于死记硬背的读经教育，到了应该坚定说不的时候。一方面，政府部门应依法监管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有的家长把义务教育阶段孩子送去读经学堂，而读经学堂并无义务教育资质，这是违法的，地方政府部门不能以其在进行“国学教育”而加以纵容。另一方面，则是家长必须理性选择，对于教育，要有基本的常识和理性。
